
時間:2019年6月5日
地點:高雄旗山天后宮(高雄市旗山區永福街23巷16號)
交通方式:於高雄客運總站(高雄火車站旁)或高鐵左營站轉搭往旗山的客運,至旗山轉運站下車後往旗山老街方向步行約十分鐘即可抵達。
【旗山天后宮簡介】引自臺灣宗教文化資產網站
相傳先民來臺開拓時為求平安與心靈寄託,自大陸湄洲恭請媽祖聖尊至蕃薯寮(今旗山),供奉於當時最早的主要廟宇福德祠旁。後因地方人士參拜聖蹟靈驗,於清嘉慶10年(公元1805年)間由臺灣縣知縣薛志亮(?-1813)、內門歲貢生游化(1752-1826)等率先捐款籌建,歷經12年的募款,清嘉慶22年(公元1817年)開始動工興建(見「奉憲嚴禁羅漢腳惡習碑記」),清道光4年(公元1824年)興建完成,於廟內立有「興建天后宮碑誌」。
清道光24年 (公元1844年)因風雨侵襲,於是地方仕紳發起整建天后宮,並於同年動工整建,現存的廟貌主體,即是此次修建後所留遺留至今,廟內更立有「重興建天后宮碑誌」,記載此次整建的歷史過程。日昭和2年(公元1927年)當地仕紳陳啟雲(1876-1952),借天后宮東廂成立悟真社,藉此教育宣傳本土語言文化,直至二次大戰結束,臺灣回歸後功能漸漸喪失而停辦。現廟程左側所遺留下的惜字亭,即時此時所建造,為當時文人雅士惜字的風俗文化,昭和16年(公元1941年)日本在臺推行皇民化政策,臺灣人的本土宗教信仰,受到嚴格的限制與規範,在此時旗山天后宮的諸多神像,被日人強制收走,於當時的練兵場(今運動場)將神像焚毀,這樣的政策大大破壞了天后宮內的神像保存,也影響了宗教信仰的發展。
民國35年 (公元1946年)天后宮再次整修,此次整修木材選用福州杉木,以海運運輸到屏東東港後,再運到旗山,並製作三川殿的龍虎堵泥塑與屋頂的剪黏,由此可見當地居民於光復後對天后宮修繕的重視,民國40年(公元1951年)旗山集樂平劇研究社分別借用天后宮東西廂做為南北管的練習場地,於每月農曆1日、15日會輪流在廟內天井演奏,是當時居民重要的娛樂盛事,直至民國59年(公元1970年)研究所搬離天后宮才停止,但南北管的演奏已經在當地居民心中留下永恆的回憶。
民國89年(公元2000年)原高雄縣政府指定為縣定古蹟,但因天后宮年久未修,廟內主體建築風化損害嚴重,相關單位於民國97年(公元2008年)開始整建工程,於整建其間並搭設臨時廟宇,供信眾參拜,整建一切以保存舊有文物不破壞的方式進行,直至民國100年(公元2011年)完成廟宇整建工程,也就是現今我們所見的旗山天后宮。
【阿中隨筆】
※文獻探討※
在清代早期的文獻資料中,今日的內門與旗山合稱「羅漢門」,又依與府城的近遠及地形的隔絕而區分前者為「羅漢內門」,後者為「羅漢外門」。根據康熙五十六年(1717),周鍾瑄《諸羅縣志》的記載:「羅漢門山內有大傑巔社。」故知清廷領台前期,這塊區域的住民是以西拉雅族的大傑顛社為主,「羅漢門」的定名便是與該社有關。
在康熙六十一年(1722),巡臺御史黃叔璥所著的《臺海使槎錄》〈形勢〉一節中載「外埔東南由觀音亭、更寮崙、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,即為外門。去大傑巔社十二里,中有民居,為施里莊、北勢莊,莊盡番地;往年代納社餉招佃墾耕,繼以遠社生番乘間殺人,委而去之,今則茀草不可除矣。」在〈番俗六考/北路諸羅番四〉當中亦載:「羅漢內門、外門田,皆大傑巔社地也。康熙四十二年,臺、諸民人招汀州屬縣民墾治。自後往來漸眾,耕種採樵,每被土番鏢殺、或放火燒死,割去頭顱,官弁詰捕。」從這兩段史料讓我們得窺當時族群間的互動;來自臺灣、諸羅兩縣的汀州籍漢人,他們透過向大傑顛社承墾的方式進入羅漢門區域,也因此建立了幾個據點,「施里」便是今日的旗山市區。只是這塊區域位於不同群族勢力的交界之處,劇烈衝突難免,官方也無法有效的遏止,於是漢人只能「暫時」退出這塊區域,墾地也就因此荒蕪了。
隨著漢人勢力的逐漸壯大,平埔族群的生活空間不斷受到壓迫,羅漢外門的大傑顛社民亦無法免於此勢。乾隆十七年(1752),清廷下令於各地立石以明民番域界,當時的大傑顛社授命撥派屯丁前往北面的六張犁、圓潭地區把守隘口,致使社民的生活空間逐漸往北移,而原先的地域交給漢人墾拓的狀況則是越來越多,終究阻擋不了漢人「大舉入侵」的浪潮。
在乾隆年間的文獻紀錄中,旗山已出現「蕃薯藔」的新稱呼;現存於旗山天后宮的「奉憲預絕棍害示告碑記」,為嘉慶廿二年(1817)仕紳所重修,此碑原於乾隆四十四年(1779),由臺灣縣知縣謝洪光奉臺灣府知府萬綿前之命所立,是為嚴禁游民的諸多惡習的官方告示,並設在當時的信仰中心─福德祠,當中有「給豎羅漢外門番薯藔街」的內容,可見乾隆中期蕃薯藔街就已經成為羅漢外門最重要的聚落了。到了嘉慶廿二年,此番惡習依舊不見改善,於是地方仕紳才重修並改立於天后宮旁,由此也可窺出當地信仰中心移轉。
有了上述的時空背景,我們就能推斷漢人真正定居在旗山的年代,約莫在雍正至乾隆早期,到了乾隆中期建立一定規模的聚落,而以有聚落方有廟的邏輯推斷,建廟年代落在乾隆中期之後。又根據現存於旗山天后宮,於道光四年(1824)所立的〈興建天后宮碑誌〉內容,記載了「嘉慶二十一年丙子陽月捐題緣金」的紀錄(按:嘉慶廿一年為西元1816年),可證明廟史沿革所謂的「建於西元1816-1822 (嘉慶年間)」實屬可信。
然另有一說媽祖神像為先民自湄洲請來,初奉於當地最早廟宇─福德祠旁,後因神蹟顯赫而由鄉民集資建廟……之云,於相關的興建碑記當中未見此說,也缺乏相對可信的文獻佐證,故僅能暫且存查。
※外觀格局※
如今的旗山天后宮整體建築包含三川殿、拜殿、正殿、偏殿以及兩側護室,廟前有埕,占地廣闊。建築形式保有傳統南式風格,簷上有色彩斑斕的剪黏作品,建築以石材為基,木材為樑棟。三川殿與兩側護龍之間各有一道過水門,簷上也安著鮮豔的剪黏作品。
※三川殿簷上※
正脊脊背為常見的雙龍護三仙,兩側燕尾再有白鶴棲松的題材豐富視覺。「福祿壽」又稱「財子壽三仙」,正中央雙手按鬚,左肩托著一柄青玉如意的是福神,象徵賜福與賜財。福神左側身著藍袍,手裡抱著稚兒的是祿神,亦象徵送子。福神右側拄著拐杖是壽仙。三仙是民間信仰當中常見的組合,其所掌管的「財子壽」正是普羅大眾最期盼擁有的幸福,祂們三位的身分民間流傳各種說法,較常見的是陽城、張仙以及南極仙翁。傳說福神原為唐代賢吏陽城,因協助道州百姓免去輸納侏儒入朝的陋習而得到愛戴,將其視為「太陽」一般的重要,尊為「陽公福神」、「福星」。祿神的身分有周文王姬昌、文昌帝君以及張仙;在《封神演義》的情節中,周文王擁有一百名兒子,如此多子也難怪會被視為能夠送子的神仙。另一位送子神「張仙」的來歷,根據明朝陸深所著的《金台紀聞》記載,祂是五代十國的後蜀國主孟昶。孟昶是後蜀的第二代君主,甫登基時尚能保有一番勵精圖治之心,除門閥,興水利,獎農桑,與民生息,更留下流傳千古的「頒令箴」名句:爾俸爾祿,民膏民脂;下民易虐,上天難欺!一時後蜀國勢大有茁壯之態。可惜後期沉溺於玩樂,奢侈荒淫,最後終被宋軍攻破都城,投降受俘不久便抑鬱而終。而孟昶的妃子中最受寵愛的是徐貴妃,又稱花蕊夫人,其不僅姿色絕艷,而且還腹有文章,擅長寫詩吟詠。在聽聞後蜀亡國後,悲憤的徐貴妃面對國破家亡的現實寫下了「君王城上豎降旗,妾在深宮哪得知,十四萬人齊解甲,更無一個是男兒。」控訴萬軍竟無人願意為國奮戰到最後一刻。國家被滅了,這些妃子當然也跟著被俘虜,宋太祖趙匡胤早聞花蕊夫人之艷名,想當然耳便將其納入後宮。面對自己淪落到必須服侍滅國仇人,花蕊夫人心中悲苦自是不言可喻,只能將滿腔的悲戚,偷偷的向帶入宮中的孟昶畫像傾訴。後來宋太祖看見花蕊夫人時常對著畫像祝禱,心裡甚感疑惑而詢問畫像裡的人是誰?夫人推說那是送子神張仙,民間相信膜拜張仙能順利懷孕生子,這才緩解了趙匡胤的質疑。也就是因為這段典故,讓民間廣泛流傳張仙乃送子神的神話。據說另一邊拄著拐杖的便是壽仙─南極仙翁。有關壽星的信仰在先秦時的典籍即有記載,原本是對於角、亢兩宿的星宿崇拜。到了唐代,壽星的信仰與南極老人星混淆,後者遂成為新的壽星代表,並擬人化成一位額禿頂廣、髮鬚斑白、臉色紅潤的老神仙模樣。這一組剪黏作品手法頗有古樸之風,三位神仙立於屋簷上最顯眼處,三雙慈目照看著古今往來的無數蒼生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